三重青少年基地

生活的基地
學習做生活的主人  ◎李思慧/教學生活輔導員，江思妤/三重青少年基地館長

前言

常來三重青少年基地的孩子，不論是家庭背景或成長故事都讓人心疼。有的孩子家庭無法提供基本的生活機能，更遑論在心理與精神上的照顧；有的孩子從小在體罰的環境中長大，家人對孩子的關心與在乎，都成了孩子身上實質的傷痕；有的孩子或者單親或者父母雙亡，很早就要開始負擔家裡種種的重擔與責任。

雖然孩子們的背景各不相同，在成長發展時，卻有著相似的困難與需求：沒有自信、彆扭、沒有信用、情緒不穩定、暴躁、自以為是、使壞、挑釁、懦弱、依賴、沒有辦法停止的說謊、欺負人、自我放棄……然而，這些「表現」並非她們的「全部」，也非她們的「終點」。每一個困難都有著他背後的需求；每一個行為都是他生存模式的反應。

我們不可能背著孩子們來走他人生的路。如果我們的陪伴與接納，只是讓孩子覺得我們是好人，是可以取暖的人，甚至只是有『不能對不起這些好人』的反應，那我們的工作，就太不足、太有缺憾了。孩子需要的是能擺脫包袱，產生自己的力量，發展自己的能力，有一雙堅定厚實的雙腳，走出他人生所要的道路。也因為這樣，我們更堅定要帶孩子們做自己的主人。

三個故事

小　正

「對不起我打了你，但如果你下次太白目我還是會打你！」

小正升國三的時候學校推薦他來參加基地暑假的少年遊營隊活動，報名時學校社工詢問還希望一起來，因為學校要求社工來監督小正。我們跟社工商量，不要派人來監督，但我們會和社工保持連絡，如實回報孩子的狀況，同時，也讓孩子知道大人們有這樣的擔心與決定，給孩子一個誠實面對自己的機會。

營隊的第二天，小正和同寢的幾個男生在寢室裡抽煙，這個舉動違反營隊出發時，大家所做的約定。同寢的另一個男生阿智便在走廊大聲張揚他們抽煙的事，結果，營隊的所有人，無論大或小孩，都知道了「他們沒有守承諾」；在活動時，阿智也因為看小正他們不順眼，把小正他們那一組的表演打０分。這些舉動，讓小正很火。小正很不滿意有人自以為正義，公報私仇，就和幾個男生商量，決定要教訓一下阿智，並且講好，要趁準備吃飯的時間動手。小正他們才剛要動手，就有人通知我們，我們當場阻止了這個衝突，同時，把大家分開來，談事情的經過與發生的原因。

小正對於打人被抓到，很不是滋味，同時，也很不客氣的說，因為對方亂告狀，亂打分數，他最討厭這種亂告狀的人、自目、自以為是……他一路氣勢昂揚很有道理似的指出對方之所以欠揍的理由，但我們卻一直看到，他因為知道自己不對，所以急著辯護。

這麼急著辯護，讓人看到他的自我矛盾，也讓人心疼他這一路的扭曲：明明知道什麼是對的，卻又做不到，做不到不打緊，又因為自知理虧，所以先發制人。這時我們知道，雖然他很喜歡被在乎，很需要被接納，但當他完全無法接納自己時，我們的同理與在乎，並不能讓他越過自己去看到別人的需要，也無法真誠的瞭解被打的人的感受以及發展不一樣的處理方法。

於是，我們趁這機會一定要跟他說，縱然別人有一千一百一萬個欠打該被打的理由，我們都不願意動手。因為我們相信而且堅持，「人不可以打人」。讓人意外的是，這樣的表白──而不是去跟他辯論他舉的理由是否合理；也不攻擊他，就他的標準，他自己還不是欠打──反而讓小正願意冷靜下來，和我們一起面對這個己經發生的衝突。

在釐清所有的經過，並且確認大家的不足處之後，小正和阿智都同意跟對方道歉；道歉時，阿智很快也很誠懇的，就自己故意亂評分以及到處張揚小正抽煙一事跟小正道歉，輪到小正，他遲疑了一會，說：「對不起──但如果你下次太白目我還是會打你」。

看到小正順著我們的期待，那樣生澀的做了他平常根本不會做的事，我們知道，雖然要小正放下拳頭的路還很長，但我們己經開始出發了。

營隊結束後，小正變成基地的常客，那陣子小正來基地最常和大人討論的話題就是「為什麼人不能打人」，然後，把人不能打人的道理，回家說給家裡的大人聽。後來我們漸漸的知道小正是個從小被打大的孩子，父母在小正三歲時因故過世，小正是阿公阿媽帶大的，阿公阿媽的觀念比較傳統，認為不乖就是要打，有時叔叔看到小正頂嘴，也會動手打小正，就算小正身高己經一百七十多分分，體重也很有份量，叔叔和阿公仍然毫不客氣的出手。雖然平常阿公阿媽都非常的疼小正，但只要一有衝突而且無法解決，阿公與叔叔一定動手，甚至連電擊棒都拿出來恐嚇。

當小正和家人談論體罰問題，遇到他回答不出來的時候，小正就會再來問我們──

小正：「大人都說不打你就不會聽話，你如果會聽話我幹麻打你，我覺得他們說的好像也對，因為有時候我真的會怕被打而聽話。」 

我們說：「那為什麼有時候會有效有時候又沒什麼效，有時候會聽有時候不聽呢？」

小正：「那要看什麼事情，如果那件事情我做不到或是我不想做，就算把我打死了我也做不到阿」

很明顯的，小正和家裡進行體罰的辯論，當然是希望阿公叔叔們可以不要再打他；但小正並不是個不講道理的孩子，就是因為他非常的在乎是非對錯（而不是像一般人以為的，青少年之所以常動手就是因為他們不講道理），所以當阿公說，「不聽話才打，聽話就不打了」他也疑惑了，因為他也感覺自己似乎需要被打才會聽話。

對於長期反對體罰的我們，小正認為要被打才會聽話，是最讓人痛心的結果。但就算如此，我們也不願意直接糾正或指導他，這個時候孩子真正需要的，是有人聽他說話，陪他釐清問題，放手讓他一邊質疑一邊認同，自己走過這一段思辨的路，孩子才會找到自己信服的答案並且實踐最後得到的結果。

過沒幾天，小正繼續來追問──

小正：「阿公說，做錯事情就是要接受處罰，要為自己負責任，我也覺得很有道理，但你們又說人不能打人？」

我們：「那你覺得處罰或負責任的方式一定只有一種方法，用打的嗎？」

小正說：「不一定吧」 

我們說：「那還有什麼呢？」

小正說：「不知道，我都是被用打的，我沒想過」 

不打，可以怎麼負責任？這樣的問題，在畢業旅行的前夕終於有機會讓小正親身體驗。

「我沒想到姑姑都沒罵我，只告訴我下次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

小正和家裡拿了四千元說是要參加畢業旅行，但實際上，小正沒有參加而且也把錢花掉了，到了要去畢業旅行的前一個星期，小正為了不被家人識破開始著急的尋找畢業旅行那三天落腳的地方，小正在找不到住處的情況下跑來找我們商量，希望我們能提供住三天的地方，我們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後我們認為這件事情必須要跟家裡誠實的說明白，小正一聽到要告訴家人他拿了錢卻不去畢業旅行而且又把錢都花光了，他就開始緊張也後悔讓我們知道。

小正不情願的說「一定要跟我家人講這件事情，就會逼得我先翹家再說」又說「反正從小就被打到大也不差這一次」，言談中我們感受到小正的擔心和害怕，我們跟小正說「我們很願意聽你說你的擔心，以及和你一起商量一個你也認同的方式陪你跟家人一起說明這件事情」，起初小正還是堅持，不管跟誰說都一樣，他一定是會遭受到一陣毒打，我們請小正再想想，家裡有沒有誰是比較不會打人又願意聽他說話的，小正想了想決定找姑姑商量這件事情。

這是小正第一次努力要讓自己真正負起責任，我們也嘗試先和姑姑連絡、和姑姑溝通，目的當然是希望讓小正在和姑姑對談時，能留下一個好的經驗，讓小正在將來面對自己犯錯時，也願意坦誠的和大人商量和面對，而不是只是讓棍子來幫小正負起自己該負的責任。在小正和姑姑的商量之下，姑姑決定先借錢給小正還給阿媽，並且幫小正保密，小正同意自己要慢慢存錢還給姑姑。

事後，當我們問小正，會不會後悔把事情讓我們知道，小正說「不會了」並且驚訝說：「我沒想到姑姑都沒罵我，只告訴我下次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

「我留在這裡我就必須要幫朋友圍事，在這裡我就很難不打人，很難金盆洗手。」

「新的學校一開始大家都不認識我，只要我一開始先拒絕，不主動打架大家就不會知道我會打架，就不會有人找我。」

在和我們聊著體罰的各種問題時，小正也知道基金會一直在進行反體罰運動，推動「建立一個不打小孩的國家」的立約活動，小正主動的跟我們拿了立約書、講座的傳單和海報到家裡附近的社區放置和張貼，還拿回了好幾張家人以及學校老師的不打小孩立約書。甚至開始會當起小義工，跟者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到街頭擺起攤，邀請路人一起來反體罰。

在小正開始思考，與人討論「人不能打人」這個觀念時，小正和家裡的衝突也開始變少，阿公阿媽與叔叔，不再用打罵的方式來管教小正，也因為小正持續努力為自己爭取一個好的對待方式，阿媽會在生氣時，先打電話跟我們抱怨一番，抱怨完之後，再和我們商量怎麼跟小正說才有效；在學校，小正動手打同學的事情也越來越少；當小正欣然的接受自己這樣的轉變時，只是越來越少打人已經不能讓小正滿意，他想要轉學，重新開始。

小正說：「我留在這裡(指原學校)我就必須要幫朋友圍事，在這裡我就很難不打人很難金盆洗手。」

我們說：「朋友找你有可能可以拒絕嗎」

小正說：「如果我拒絕了那有麻煩的人就是我，我不想讓我自己被找麻煩。最好的方式就是離開，從新交新的朋友。」

我們說：「換了新學校也有可能遇到同學找你幫忙圍事之類的問題，如果這樣怎麼辦？」

小正說：「新的學校一開始大家都不認識我，只要我一開始先拒絕，不主動打架大家就不會知道我會打架，就不會有人找我。」

在小正練習和人說道理時，遇到挑釁、不講理的人，他還是會生氣、抱怨「有些人就是白目，就是講不聽，幹麻還要跟他說這麼多，打比較快啦」抱怨完，他就知道可以怎麼辦：「我願意跟他說是把他當朋友，不聽就算了，大不了以後出事不理他」。那時，我們知道小正越來越能把自己情緒和事情的道理分開，並且努力的在實踐者「不打人」的新生活。

在認識他的一年後，小正對我們說「我從小到大都是被打大的，現在我每次要做什麼事情前，我都會想怎麼樣可以不做錯事，讓自己不要被打。」

婷　婷

家醜

婷婷國一時，學校社工轉介她來到基地。

婷婷爸爸對媽媽施暴，不提供生活費，讓二個孩子與媽媽過著極度匱乏的生活，情況曝光後，曾經引來平面媒體的關注與報導，三重社福中心與三重市公所也同時介入提供協助。市公所幫忙募集外界捐款，以改善婷婷家的環境並且提供基本生活費用，社工在瞭解了家庭與夫妻的狀況後，強制爸爸每個月必須要給家中兩千元的生活費（但最後爸爸仍是有時給有時不給），並且幫忙申請到中低收入戶（之前縱然知道爸爸不提供生活費，但因為爸爸有收入，媽媽就是無法申請到中低收入戶）；媽媽長期在婚暴的陰影下，和人的應對交談遲緩，身體也明顯的虛弱，讓社工和醫生都懷疑媽媽有輕微智障的傾向，同時醫生也判斷媽媽還有憂鬱症，家中的經濟在社福中心介入之後，幾乎完全仰賴社福中心的補助。

臭臉

婷婷剛來到基地時不太說話，偶爾說話也都很小聲，不喜歡談論家裡的事情，對不熟悉的人說話時很容易結巴，來基地除了讀書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上網，不主動接觸人群，不表達自己的想法，偶爾會用擺臭臉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那時，我們一看到婷婷臉色變了，就知道有事情了；問他：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人讓你不舒服嗎？誰欺負你了？不論我們問句怎麼變化，用詞怎麼調整，婷婷不說就是不說，最後我們只得跟他說：我們很在乎她，很希望她過得高高興興舒舒服服，我們知道他生氣一定是有原因的，或許他現在還沒有準備好，但等他準備好時，希望她願意跟我們說，讓我們有機會幫忙。為談話畫下一個句點，同時希望下次她可以更願意和我們溝通。

另一方面，我們特地在婷婷來到基地或離開時，都熱切的與他打招呼，讀書的時候，鼓勵她自己作主，尊重她所有的決定，慢慢的，婷婷越來越放鬆，講話的聲音變大，藏在心裡頭的脾氣，也開始探出頭來。

發大脾氣

來基地一陣子之後，婷婷主動帶弟弟過來，有一天，二個人一進基地就吵起架來，弟弟一直說：就是你，你拿了媽媽的錢。婷婷一反常態生氣的說：我沒有，我沒有……但是弟弟完全不理會姐姐，就是一個勁的喊著，指責姐姐，甚至在我們試著讓雙方安靜下來談話時，弟弟仍然毫不客氣的，斬釘截鐵的說，就是姐姐拿了大家生活的錢。婷婷最後終於受不了弟弟的指責，奪門而出。我們在門口想要攔住婷婷，她一邊傷心的哭，一邊執意穿鞋，我們很高興她終於讓情緒出來，但也知道這是重要的，和她好好溝通的機會。

我們說「那些是弟弟說的，我們也想聽聽你的說法，想弄清楚事情，而且我想你這麼生氣心裡一定有很多委屈」。

婷婷出人意外的開口說「他每次都這樣」。

我們說「我們知道你一直很照顧弟弟，讓著弟弟，而弟弟一直這樣說一定讓你很不舒服」「我知道就算錢真的是你拿走的，你一定也有你的原因，我只是想知道原因是什麼，我知道妳們家的錢本來就不夠用，我很希望可以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讓你自己去承擔。」 

婷婷這時才消了氣說「我想要有一台mp3也想買漂亮的本子，我也想要有零用錢可以花」並且又說了「媽媽也有答應過要給我錢阿」。

這是婷婷第一次不再只是悶不吭聲、擺臭臉，而是完整的把自己心裡真正的想法和需求說出來，在我們和媽媽確認，知道媽媽並沒有打算把這筆錢給婷婷後，我們也告訴婷婷媽媽的想法，以及這筆錢對家裡的重要，婷婷在情緒穩定下來之後，終於完整的說明他拿錢的經過，並且願意把這筆錢還給媽媽。

補助

看到婷婷和弟弟為了一點點的錢，爭得那麼辛苦，我們知道如果不改善這個問題，未來還是可能再發生類似的狀況。家裡的經濟只靠政府的補助並不太夠，媽媽沒有辦法作飯，只能把補助的錢分給婷婷和弟弟，讓他們在外面買飯，三個人的伙食費分完就沒有什麼剩下的錢，因此我們也幫忙婷婷和弟弟申請台灣之子，提供婷婷和弟弟來基地的交通費以及每一天來基地吃飯的晚餐錢。也因為家中又多了一樣資源，婷婷和弟弟的三餐更加穩定，慢慢的也不再聽到媽媽和婷婷在金錢上的衝突。

不再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她

事實上婷婷並不是一個不能商量、不能體諒媽媽的孩子，因為每次爸爸回來，如果有打媽媽，她一定會跟我們說，而且希望知道下次如果再發生可以怎麼辦。但是在她來基地之前，她一個人要辛苦的負擔起照顧媽媽照顧弟弟的責任，讓她沒有辦法只是單純的當個國中女生，享受當小孩的無憂無慮，同時也就沒有辦法信任人，和人建立穩定良好的關係。

來基地半年後，我們發現了婷婷有幾個很明顯的轉變，除了在基地開始有了朋友之外，在家裡婷婷開始不再會為了媽媽不能多給他錢而對媽媽發脾氣或動手打媽媽，當爸爸回家對媽媽動手時，婷婷會主動告訴老師和我們，替媽媽求救；看到弟弟被人欺負，會站出來幫弟弟說話保護弟弟；婷婷大方自在的表露對家人的關心和在乎的情緒：「媽媽一大早就出門，我不知道他去哪裡，我很擔心」、「我不喜歡小花，他老是會欺負弟弟不讓他跟大家一起玩」，雖然家裡的經濟情況並沒有太多的轉變，爸爸媽媽的處境也沒有太明顯的變化，婷婷還是沒有什麼零用錢花，和弟弟吵架受委屈時還是要讓著弟弟，但婷婷己經不再是當初那個，照顧家裡照顧的很辛苦很辛苦，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她的女孩子了。因為，他開始會笑，會說委屈，會想要被特別照顧，會在乎自己並且關心別人。

媽媽的保護令

漸漸的，我們成為婷婷商量事情、說心事的主要對象，婷婷會在每一次的爸爸動手打媽媽時來跟我們通風報信，在家裡錢快用完時來找我們商量，在弟弟心情不好時跟我們說請我們去關心弟弟。

因為婷婷持續的通風報信，讓我們有機會開始協助媽媽申請保護令。爸爸被社工警告三個月之後，又開始打媽媽，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媽媽常常在爸爸回來之後躲到附近的旅社或公園，直到我們或市公所，一間一間的打電話詢問找到媽媽，帶媽媽回家。媽媽想申請保護令，但又怕被爸爸報復，遲遲不敢鼓起勇氣，在去年(2005)四月時，媽媽又被爸爸打得手腳瘀青，終於下定決心申請保護令。

沒有想到，申請保護令的過程，比爸爸打人更折磨人。

媽媽在被爸爸打傷後幾天晚上，打電話給我們說她想申請保護令，但因為他之前問家暴中心，問不出個所以然，所以想請我們幫忙。我們先致電113，瞭解需要先去醫院驗傷，但媽媽的困難就在於她無法獨自出門，與人應對有困難。於是我們詢問是否有社工可以陪伴、協助媽媽一同去申請保護令，因為媽媽曾經是家暴中心目前是社服中心的個案，但113專線表示他們無法提供這樣的協助，最後在我們的堅持下，他幫忙協調了一位員警和我們一同前往醫院驗傷和去警局做筆錄。

在前往醫院驗傷的途中，警察告訴媽媽申請保護令也沒有用，勸媽媽不要申請，在醫院驗傷時，媽媽主動告訴自己被施暴受傷瘀青的地方，但醫生和護士只做了簡單的檢查，便要媽媽簽名，上面並沒有媽媽所自訴被施暴受傷的地方。在我們和醫生反應之後，醫生才又仔細檢查，並在驗傷單上增加媽媽所描述瘀青的地方；在警局時，警察堅持要爸爸來做筆錄，沒有爸爸的口供，這份筆錄就不夠完整就不能申請保護令，直到我們再一次的詢問113社工，確認媽媽在不通知相對人的情況下，一樣可以做筆錄申請保護令，警察才願意開始做筆錄。

在幾經波折下完成了筆錄，但媽媽卻擔心在保護令還沒下來的期間，爸爸因為警局要求做筆錄知道保護令的事，又動手打媽媽。我們詢問媽媽的社工如何處理爸爸做筆錄的事時，社工表示社福中心主要負責媽媽經濟上的協助，婚暴的部分要我們自行聯絡家暴中心；我們於是找上家暴中心，家暴中心先是表示媽媽的案子已經結案了，又表示通常家暴中心所提供的協助也僅是讓案主有自我保護的能力，面對沒有能力的案主以及像這樣還沒發生的事件，家暴中心並無法提供任何的協助。最後我們只好要求家暴中心幫忙要求警局，讓媽媽在拿到緊急保護令之後再找爸爸做筆錄。

我會想你們

去年（2005）九月剛開學沒多久，社工人員評估後，決定要讓媽媽去花蓮的一間療養院接受治療和安養，婷婷則被安置到一所可以住宿的學校，弟弟則搬回阿媽家和爸爸阿媽同住。面對這個大變動，婷婷不再是以往那個擺臭臉、抱怨、等著被安排的孩子，她一方面主動告訴我們事情的最新發展，另一方面，也慢慢為離開做準備：「好討厭喔….可是這樣我會想你們。」「我要先去看學校再決定要不要轉學」「我會擔心媽媽一個人過的好不好」「學校很漂亮，我很喜歡，可是和你們分開我會想你們」「我不能打電話，可是你們可以寄東西給我跟我聯絡」。

轉到新學校後的兩個月，我們和婷婷的學校社工聯絡，他說：婷婷適應的很不錯，也交到了新朋友，成績也不錯，這次考試還是全班第四名呢。婷婷現在還是偶爾會回到基地，跟我們分享新學校的生活，告訴我們「我參加了戲劇社，現在還是學校戲劇社的社長喔，我以後要念有表演藝術的學校。」。

今年四月學校校慶，婷婷邀請我們去參加，她說：你們要來看我喔，我是我們班舉班旗的人，一個班只有兩個人可以舉，是老師選我的喔。在言談之中，我們感受到婷婷對自己的肯定，並且能自在大方的與人分享者這一切，現在的婷婷除了對自己更肯定之外，並且能主動的表達「我討厭…..我想要….」，不再羞於表達自己真實的需求，也不輕視自己的想法。

成為有力量的人

在這和婷婷認識短短的一年半裡，我們很驚訝看到婷婷這一路的轉變。從一個本來只會擺臭臉、生悶氣、不表達，變成能愛人、能信任人，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想法。更讓人驚喜的是，她成為整個家──弟弟與媽媽最堅實的依靠。

事實上，在社會資源還沒有介入婷婷家之前，婷婷早就擔起家裡的大小事。因為社會資源的介入，婷婷的家醜曝了光，反而讓她必須更堅強的面對各種忽然加入的陌生人以及關注的眼光。這個堅強，以臭臉與沈默的面貌出現。因此，長達半年的時間，婷婷不曾表現出想要被可憐被同情的樣子，也不曾高興或快樂。當家裡真實的問題與困難一一出現解決的契機，在她所有的堅強與嘴硬被接納後，婷婷才開始可以笑也會哭，會哭會笑的婷婷，讓我們知道，即便在自己的生命裡還有很多的難關，她都會好好的，不委屈的去面對，因為她己經成為自己以及這個醜醜的家的支柱。

小　安

小安今年高一，在去年被安置到花蓮的某機構，當時國三的他在第二次的基本學歷測驗中進步四十二分，考上了當地某國立高職的製圖科。小安半開玩笑的對機構的社工說「等我畢業時，這裡要依我畫的圖來蓋房子喔。」小安是該機構中基測考最高分的一個人，這個新聞被當地報紙採訪報導，傳為美談。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在考基測的六個月前，小安三重的社工與輔導老師認為，以他的狀況，能夠到一個軍校就讀己經很不錯了。

四處流浪

三年前，透過基金會舉辦的青少年營隊我們認識了小安，之後小安偶爾會來基地。小安是個容易讓人印象深刻的孩子：他很明顯的比同年齡的孩子還來的瘦小；頭上有些明顯的疤痕，是從小被繼母打的；此外小安有者一張安靜，而茫然的臉，不愛說話，不會擺臭臉，不會不高興也不會開心的大笑，臉上從不曾出現情緒，彷彿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和他無關；小安也不和人群接觸，讓人摸不清他心裡的想法，當我們試著和他接觸，猜測他任何的想法時，小安總是沉默以對，不點頭也不搖頭，只是靜靜的看著你。

我們知道，這個孩子背後一定有著很多的故事，或許是從來就不曾被在乎、不被重視；也或許是從來就沒人愛過他、在乎過他。

小安的身邊沒什麼朋友，唯一的朋友是一個當時和他一起來，從小就認識的小圓，那也是他唯一願意互動的人；剛來基地的小安總是坐在電腦前直到關門的時刻，雖然大家一樣都不喜歡回家，總是希望基地能再晩一點關門，但小安不想回家的原因和別人不一樣，因為小安沒有家──爸爸在無法挪用小安的補助款後，就帶著小安到處住，有錢時住旅館或租一個小房間，沒錢時暫住在朋友家或公園。

營養不良

小安剛來基地的前半年，工作人員偶爾會掉錢或掉東西，雖然我們問不出到底是誰拿走的，但也隱約知道和小安有關。小安每天跟學校領６０元的晚餐費，那就是他僅有的錢了，但是除了吃飯，他還有很多其它的需要：洗澡的肥皂、洗臉的毛巾、破掉的襪子、沒有水的筆……這一切，他都得從６０元裡再省一些下來才有辦法買，而在存錢的過程裡，又常常因為被爸爸發現而付諸流水，因此，當小安有了願意接納他的基地，他開始一點一滴的，小心奕奕的，透過不可告人的方式來滿足生活小小的需要。

於是我們開始邀請大家一起來基地吃晚餐，讓小安可以正式、公開並且自在的享用基地的資源；舉辦跳蚤市場，讓小安以及大家都可以換到需要或渴望的小文具、卡片、娃娃、衣服等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品；開辦點心社，讓小安除了三餐之外，還可以嚐嚐點心糖果蛋糕等等奢侈的滋味。

慢慢的，基地不再發生掉錢、掉東西的事情。小安也在基地獲得了從來不曾有過的安全感和歸屬感，他除了天天來基地報到外，身邊朋友變多，臉上也多了些情緒，小安開始會笑、會生氣、會搗蛋、會要求也會幫忙。

「昨天爸爸又帶我去睡公園，我今天不知道該怎麼辦」

當小安在基地生活越來越穩定，對我們也越來越信任時，我們才開始有機會碰觸到「家」的問題。第一次小安主動開口跟我們說「昨天爸爸帶我去睡公園，我今天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和小安討論是不是要通報社會局，以及通報後會發生什麼事情，最後小安決定還是先去找爸爸；第二次爸爸又帶他去睡公園時，小安跟我們說，他想要離開爸爸了，但最後爸爸把小安丟到許久不見的阿嬤那裡，從那時起，小安也就再也沒看過爸爸；而在之後小安也曾被阿嬤趕出去，去寄養家庭住了幾天，最後還是暫時的被阿媽收養，但阿公(阿媽的同居人)並不喜歡小安，不願意幫小安的爸爸扶養小安，也嫌棄小安生活習慣不好，不願意和小安一起生活，因此只要當阿媽外出不在家，小安就必須要等到阿媽回家時才能回到家。

小安從小就不曾有過真正的家，也沒有家人在身旁照顧，更別談論怎麼和人生活，和人相處，這些小安都沒有機會真正的學習過，也因此小安常和阿公阿媽因為生活習慣有了衝突，諸如回家時間太晩、洗澡把地板弄濕、把衛生紙丟在馬桶使馬桶堵塞、不整理房間、早上賴床等等，這些小事情幾乎每天不停的重複上演，直到有一次小安比約定的時間晚五分鐘回去，洗澡時又弄濕了地板，讓阿公一氣之下沒收了小安原本的鑰匙，隔天清晨五點就把小安趕出門，之後就和阿媽一直到很晚才回到家，那天我們一邊陪者小安等阿媽回家，一邊和小安討論怎麼和人一起相處和生活。

我們知道不只阿公阿嬤生活的不舒服，小安心裡一定也總有滿腹的委屈和疑惑，除了讓小安說自己心裡的想法之外，我們也和他談要怎麼看待這些他認為不合理的要求，我們知道改變小安的想法絕對比改變阿公阿媽的想法來的簡單，而這也是因為我們相信小安是有能力改變和包容的人。

我們和小安說：「我們知道阿公有很多不合理的對待，但是如果一直記住這些，那生活在一起就很痛苦，每天想到的都是對方不好的地方」，「阿公阿媽也不是一個專業的教育家，要期望阿公阿媽馬上就像我們一樣可以這樣跟他討論者他的困難，短時間是不太可能的。」

小安聽了同意的點了點頭。

我們告訴小安：「我們相信你比阿公他們更大方，更有能力可以做調整」

小安很懷疑的說：「真的嗎？」

面對小安對自己的懷疑只有當我們更加肯定相信小安有包容人的能力才有可能改變，於是我們說：「我們知道被這樣對待，會生氣很正常，但你不會一直記在心裡，不然你早就反抗阿公，但你始終都沒有，還是很尊重阿公，我們知道你不是那種小眼睛小鼻子的人。」

小安聽了後笑了出來說：「對阿，我不會記恨很久，時間過去很容易就忘記。」

之後我們更進一步的和小安討論怎麼洗澡，小安也侃侃而談自己洗澡的方式，我們才發線小安習慣洗澡時穿者脫鞋，因為在小時候在浴室洗澡時沒穿鞋地太滑而滑倒頭撞到馬桶，因為害怕在跌倒，就有者洗澡要穿拖鞋的習慣，才會把地板弄的濕濕的，討論過後我們決定買一雙防滑的拖鞋放在浴室，讓阿媽他們去浴室時可以穿才不至於會跌倒；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嘗試者和小安討論他的想法和他的習慣，並且想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法。

社工說：「這樣阿公並沒有刻意刁難你阿，五點叫你起床還好耶！要是換成我，我三點就給你叫起床」

為了讓小安能順利的在阿公阿媽家繼續安置下去，小安的社工決定為小安和阿媽生活上的衝突開了一次小型的調解會議，除了小安和阿媽之外，還有學校輔導室的主任，以及三重青少年基地的我們一起來討論，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要解決小安和阿媽生活習慣的衝突，但實際上上演的卻是一場大人數落小安不事的會議，沒有人真正的在討論要怎麼教小安如何和阿公阿媽相處和生活，只是不停的說「是你自己沒做到的」「這樣要求不過分阿，你就照做就好了」沒人在乎沒做到的背後，是不是蘊藏者什麼困難，需不需要幫忙，要的只是小安配合大人，要小安聽話和服從，直到我們開口問小安「剛剛說的生活上的事情，你有沒有覺得要做到會有一些困難」，大人們才結束了你一言我一語停了下來，小安在面對被大人的安排和指責時也早已習慣，也只是靜靜的說「不會」；在面對阿公的不合理對待(因為小安在路上和朋友聊天聊過頭，晚了幾分鐘過了約定的時間才回到家，阿公便一大早五點把小安趕出門，不讓他繼續睡覺)，在場的大人們也不曾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中心來思考這件事情，小安的社工只是說「這樣阿公並沒有刻意刁難你阿，五點叫你起床還好耶！要是換成我，我三點就給你叫起床」，這背後的意思要傳達是『你自己沒有遵守約定在先』，『你只要聽話就沒事了』，更說明的是『能有人收留你就很幸福了，要感恩要知足』。

在那場小型會議裡除了討論生活也討論了小安畢業後的打算，社工問了小安「剩下半年的時間要畢業了，有沒有什麼打算？」我們告訴社工「小安決定要考基測，他想要念公立的學校，想要念跟畫畫有關的科系」，當時輔導主任馬上開口「公立的學校至少要170分」，口中說明者全是不相信不期待和不以為意，輔導主任和社工一直努力的幫小安找有公費的軍校或是能半工半讀的夜間部，認為這個孩子能去唸能提供住宿又能補貼學費的學校就好了，我們知道沒有人相信小安有能力和有需要去念一個他自己喜歡的學校，只有我們相信也鼓勵小安，我們告訴主任「我們不覺得這是沒有可能的，小安已經開始在基地唸書，如果他想念的話，會進步的很快。」

「如果基測考的太高怎麼辦？」「要選什麼樣的學校才不會浪費成績」

在面對小安這樣一個完全沒有家庭與家族的孩子，能倚靠的只剩社會資源的介入和協助，協助他發展出原本應該是家人陪伴下而有的能力。除了提供孩子一個吃住的地方，我們更在乎他可以發展出獨立思考、克服困難、學習的能力，這樣，孩子才有辦法成為自己最堅實的支柱。

因此在小安升上國三時，我們更積極的邀請小安一起來唸書，起初小安不太願意，他國一就沒認真上過課，對課本裡面的東西都很陌生；在我們努力的勸說以及利誘（來讀書有少少的零用金）下，他好不容易同意每天來基地念一個小時的書，但我們發現當小安真正唸書時，常常一研究起課本裡的東西，即便超過了一個小時也不罷手，小安也很開心的告訴我們「學校老師講太快又不清楚，都聽不懂，在基地一聽就懂了，早知道就早一點來讀書」我們知道小安對於學會了一個原本以為自己不會的東西有者無比的成就感，而且這個成就感仍然不停的在累積，在小安來基地唸書後的第一次段考，小安從原本以往平均只有十幾分進步到三十幾分，連學校老師都驚訝者小安的進步，小安也因此得到了國中三年來的第一張獎狀。學校考試成績實質的進步讓小安信心大增，甚至半開玩笑的說「如果基測考的太高怎麼辦？」，「要選什麼樣的學校才不會浪費成績」，我們看到了小安開始肯定自己，對自己的未來也充滿者期待，而這也是剛來基地時的小安不曾有過的樣子。

離開三重

在學習上漸漸安定的小安，在生活上卻仍處在不穩定的狀態下。國三下學期開學沒多久的某個星期五晚上，小安一如往常的回家，卻和阿公起了衝突，阿公拿者刀揚言小安若再住下來就要殺了他，阿媽面對這樣的情況也無可奈何，只能讓小安往基地跑。在聯絡不上小安社工的情況下，我們暫時安頓小安在工作人員的家中，等到星期一大家都上班時，社工才有辦法開始幫小安找到臨時或永久的安置處所，令人意外的是，經過一個上午，台北縣或台北市都找不到任何一個臨時或永久安置處，最後竟找到了花蓮，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們除了錯愕之外，只好拜託社工，再給彼此一天的時間，我們也試著找找看，而這多出來的一天，就由我們負責照顧小安，以免造成社工的不便。

從小安被阿公趕出來開始，我們就開始和小安未來的各種可能性，不論他是被安置到機構或寄養家庭，我們都很有可能無法與他接觸；不論是機構或寄養家庭，他都可能遇到無法真的願意等待他，看到他的需要的人；面對這一切不確定，我們一樣一樣的討論怎麼辦，奇怪的是，雖然那幾天可能是我們和小安在一起的最後的日子，但或許是因為我們那麼密集的一起面對各種困難，或許是因為我們對未來討論的很徹底，大家心裡頭反而有一種篤定的感覺，最後，我們也只能看著小安搭上了火車前往那唯一可以長期安置他的地方--花蓮。

「我覺得我很幸福，因為只有我有基地，所以在這裡（指花蓮）我可以好好的說話，生氣時可以不用亂發脾氣的方式表達。」

小安剛到花蓮時我們立即和機構的主任連絡，幸運的是，機構的主任與社工很樂意我們持續的跟小安保持連絡，並希望我們可以鼓勵和支持他；剛到機構的的小安，對於一次要和這麼多人一起生活，以及很多事情必須要被規範很不習慣，幾點要自習，幾點要就寢，周末才可以用電腦，表現良好假日才能外出等等，這些對一向獨來獨往的小安，是從來不曾遭遇的世界，為了讓小安能在花蓮更快穩定下來，我們固定每個星期和小安通一次電話，在他還沒有認識新朋友時，先和基地的好朋友聊天敘舊，聽他訴苦，鼓勵他看到積極面在遇到困難或不適應時，能有個商量討論的人；每個月寄小安喜歡的食物、小東西送給他，讓他多少得到一些慰藉；在寒暑假邀請小安回來台北參加營隊活動，過年時安排小安到工作人員家一起過年，慢慢的小安也不再只是抱怨「在這裡好無聊喔，又不能玩電腦，還是基地好」，小安開始能主動的替自己安排自己的時間，也大方的邀請我們幫忙，小安會主動的跟我們說「晚上自習的時間我想要寫自修，可是我都沒有買，可以寄給我嗎」、「這裡沒什麼書，我想要看推理小說。」、「這裡有鋼琴但好都沒有人在彈很可惜，可以寄譜給我嗎，這樣我在無聊的時候就可以彈琴了。」，慢慢的我們感受到，小安越來越能夠安排自己的每一天，也越來越能夠享受在花蓮的生活。

小安在花蓮的這段時間，基地的工作人員曾經下去看過小安三次，第一次是小安剛到少年之家一個月，小安說他很想念我們也對我們說「我覺得我很幸福，因為只有我有基地，在這裡我可以好好的說話，生氣時可以不用亂發脾氣的方式表達。」，第二次和小安聊天吃東西時，小安說「這裡不錯，但就是有點寂寞，沒有人了解我」，我們笑者對他說「就當出國吧，我們也一直都會在」，小安突然的說「你們好像我媽喔」，第三次依舊吃著東西，東聊西聊，但己經開始聊這裡的朋友，學校的同學，學校的生活，以及他最近畫了什麼畫，參加了什麼比賽等等。雖然小安依舊想念者遠在台北的一切，但小安也越來越能安排和享受在花蓮的生活。

在每個星期和小安通電話中，我們感覺小安開始更自在的依賴我們：會指定我們要寄什麼牌子的防曬乳、主動的要求想吃的東西、分享學校的考試結果、失戀的心情、一個人去逛花蓮市區的心情，有時更會聊者未來的目標，畢業後該做些什麼等等。

看著小安這樣自在又大方的和我們談著自己的種種，接受我們的善意和幫助，我們知道基地對小安來說不再只是一個過渡的機構，我們也不是過渡的大人。

結論

在社會上，有的孩子有家可以依靠，有的孩子的家只是個空殼，但也有孩子連空殼都沒有。孩子無法選擇他們的家，不論是父母離婚、三餐吃不飽、被體罰、無家可歸…等等，但孩子可以選擇成為改變這一切的人。在基地長久和孩子相處下，我們發覺當孩子在感受到足夠的關心和溫暖的陪伴，被接納被肯定時，孩子的改變常常讓人驚豔。

當小正改變了家人「不打不成器」的觀念，自己也放下棍棒和拳頭之後，小正才更有能力釐清認識自己每個情緒，也才能把情緒和道理分開，更能認識自己，進而安排自己的人生；當婷婷感受並且接納了旁人的陪伴和關愛時，婷婷的安全感喚起了自己愛人的能力，當婷婷能被愛且能愛人時，竟成為改變家庭的支點；當小安感受到足夠的安全和歸屬感，願意大方接受旁人的善意和幫助時，才開始有能力去面對自己的困難，並進而認真的看待、安排自己的每一天，朝自己的目標邁進。

全心全意的在乎、重視，並且不用評價的眼光看待時，孩子們才能感受到溫暖和被愛；站在孩子的角度，以孩子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困難和問題時，孩子們才能真正的感受被同理、被接納被了解。當孩子在一個溫暖被愛的環境，深刻被人理解與接納時，孩子才有可能撫平長期留駐的傷痕，超越外在的限制，活出自己的人生。